中国人就爱内斗？大陆企业海外大规模“火拼”谜团

李振国

　　大陆企业海外“火拼”谜团
　　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对海外法律、文化的陌生感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日渐频繁的火拼、内斗。
　　瑜亮情结
　　又一场大规模内斗在海外发生。
　　2012年1月底，中国大型工程机械设备商三一重工与德国普茨迈斯特一起在长沙隆重发布了收购消息，不料，同城兄弟中联重科半路杀出，称三一重工缺少“媒妁之约”，当初中联重科是最早拿到发改委“路条”的。而三一重工宣称对普茨迈斯特的收购，是符合市场规范和国际惯例的一场收购。双方各执一词，争执不下。
　　让人顿生“兄弟阋于墙”之感的案例更发生在电信业。华为和中兴作为中国两家最大的电信设备供应商，自从深圳向海外拓展起，几乎从未停止过“中华大战”。
　　一份华为参与的市场分析报告里曾用“中兴是华为的头号敌人”、“掐死同行比打败老外更重要”来定位其与中兴的关系。2011年4月，华为在欧洲就专利和商标权问题对中兴提起法律诉讼，随后中兴也反告华为也曾侵犯其专利权。双方因业务同质，在海外的竞争多为价格战。2004年中兴在尼泊尔与华为竞争市场的时候，有大陆媒体报道，中兴通讯董事长侯为贵就曾在竞标会上不允许中兴的竞标价格高于华为，还要低上至少1倍，不惜任何代价抢到订单和市场，甚至表示亏钱也无所谓。不计成本的价格恶战让双方心力交瘁，2003年华为的净利润率为14%，到了2007年这个数字下降到4%，而中兴在2007年的净利润率还不到4%。
　　同室操戈的不止只有民间企业，在同一“家长”管辖下的国企也不免有时擦枪走火，甚至在海外市场上两败俱伤。大陆媒体报道，在澳大利亚收购铁矿石时，武钢、鞍钢、宝钢、中钢等央企就曾彼此抬价，使得最终武钢集团成交时，价钱比原本高了1/3。
　　在石油这个垄断行业，“竞争”也十分生猛。2004年，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石化)在苏丹一个石油管道招标项目上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石油)展开激烈的竞争。国家发改委下属《经济参考报》称，最后中石化以更低的总报价拿走了这个项目的部分承包权，正中苏丹政府的下怀。
　　到2010年，国资委负责人开始了公开斥责，“央企间境外投资的恶性竞争近年来屡屡发生。已经有好几个项目，本来我们的企业可以花5000万～6000万美元收购的项目，由于央企自己之间的相互抬价、恶性竞争，结果花了1亿多美元。这是很不好的行为，影响也非常不好！”
　
　尴尬的国家支持
　　内斗带来的优惠价格，并没有令外人满意。《经济学人》等一些媒体报道称，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某些市场的反华情绪有所抬头，现在的以及过去的经济大国也为此感到不安。然后指称中国正在实施国家资本主义扩张战略。
　　对走出去的企业，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国有银行事实上是进行了一系列财政激励和资金支持。
　　2004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陆续向华为、中兴提供了巨额出口信贷。据公开资料统计，过去六年，仅国开行就为华为、中兴提供了高达450亿美元的出口贷款额度。2011年6月15日，美国进出口银行总裁霍赫贝格(FredHochberg)直言，华为增长如此迅速的原因之一是它从国家开发银行获得了巨额贷款的支持，这使得华为可以给顾客提供比竞争者更优厚的资费条件。
　　国家开发银行曾为中石油开展中俄原油贸易、中委石油合作、中亚天然气管道、哈萨克斯坦PK收购等一系列重大项目提供资金支持。2009年国开行也承诺，在未来5年内，将以优惠利率为集团公司提供300亿美元（不分币种）的融资额度。
　　巨额的支持让企业可以不考虑短期财务报表，而不惜血本打价格战。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工程部的郭炜透露，在有些国际招投标会上，意大利、英国等一些国外公司一看这个项目有中国公司参加投标，转身就走不投了，说这儿根本没有“吃饭”的地方，因为这些外国承包商知道中国企业背后有国家支持，敢降价，有时降到标底价的40%。
　　而当海外出现内斗后，因其中的绝大多数企业为国有企业或者持有国有股份，最后往往是国家出面调解，但国际首先想到的是中国政府的“政治干预”。
　　美国政治风险专家伊恩.布里默(IanBremmer)在其新书《自由市场的终结：谁将在政府与企业的战争中胜出》直指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首要国家，并预计中国将在未来的许多年里严重挑战西方跨国公司在过去几十年里所拥有的全球优势地位。
　
　中国缺失“卡特尔”
　　虽然来自国有政策性银行的融资帮助华为撬开了非洲市场，但当华为转战美国时，这却变成了华为有“政治和军事目的”的例证，使其至今迟迟难以进入美国市场。
　　随着欧美将中国企业行为上升到政治层面，中国企业几乎已是西方最热衷调查的对象，大陆的国家与企业之间关系的形象重塑，已至关重要。
　　对此，一些市场学派之士极力劝说政府少出场，主张每家企业因都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企业法人，“内斗”只是市场行为。对于海外可供并购的项目，只要预期它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都有参与竞标的自由，如果竞标的结果高于初始报价，那也是合乎市场内在运行逻辑的选项，竞标本来就具有重新定价或价格发现功能。如果政府之手频频规定海外投资的资格条件和先后顺序，既压制企业自主决策权，也不利于培养“蛟龙出海”的本领。
　　但在政府主导型文化下，完全放手企业竞争，这种美国式药方显得过于遥远。美国杜克大学高柏教授建言可以参考日本，像华为、中兴这种民营企业间的海外竞争，他们可以自己去成立一个产业协会——卡特尔。既不靠市场，也不靠政府，而是靠企业间之间的制约。而至于国企的竞争，首先只有加强国资委的盈亏成本考核机制。因为西方人接受不了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竞争，认为这是恶意捣乱。“不过，央企很多时候还是国家外交使命的承担者，赔不赔无所谓，要说通西方并不容易。”高柏说。
　　对此，一位长期在海外打拼的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主管坦言，要成为一家外国人信任的企业，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我们必须在政治、经济、外交和商业等各个领域与对方进行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