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性执法更丢人 自行车失窃不全是素质问题(组图)

李振国

导语: 日本人河源启一郎骑自行车环游世界，没想到在首站中国他的自行车就被偷了，这一新闻一时成为了互联网上的热门话题，很多网友感慨“太丢人”。20日，武汉警方表示经过侦查已经找回失车，并连夜发还给河源启一郎，不少网友感慨民警办案内外有别，“同车不同命”
5 z7 R& ]4 X" ?; m2 H1 n  M自行车失窃不全是素质问题

5 d# S' @; p6 U* M河源启一郎感谢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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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行车数量大管理难，每年被盗自行车约在400万辆左右
环游世界的背包客，却在中国丢了自行车，这样的新闻充满了戏剧性，而且符合了中国民众“被偷车”的常态心理，因此得以迅速在网上广为传播。但因此而认为，中国人素质差，或者具体到失窃地点的武汉人素质差，其实不妥。自行车因为数量大，体积小，价值不高，其安全管理问题的确复杂，自行车失窃的行为，中国人早就司空见惯。目前，我国自行车社会保有量为4.7亿辆，其中普通自行车为4.2亿辆。据公安部07年的数据，这几年来丢失被盗自行车每年约在400万辆左右，经济损失超过2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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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失窃国外也常见                  
# c4 E% q8 W. e; E3 _. e; V2009年日本自行车失窃案将近60万起，台湾一环游世界小伙行至巴黎时也遭遇偷车贼
3 ^2 [+ ^/ a* T% T不单是中国，“自行车盗窃”在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都是棘手的难题。据统计在英国每天都有超过1200辆自行车被盗。据日本警方调查,2009年日本自行车失窃案将近60万起,平均每天1600多起。据美国司法部统计，2006年全国自行车被盗约130万辆，平均每分钟有2.5辆被盗。丢失自行车最多的城市是纽约、芝加哥和波士顿。台湾一位骑行环游世界的小伙吴时畅，行至巴黎时也曾遭遇自行车失窃的囧事

河源启一郎本身也有责任

) \/ U+ e  h, l河源启一郎的自行车车身加上改装后的装备，价值人民币1.6万元。
河源启一郎位并未将车停在指定地点，而且超过了约定时间，本身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从这起自行车失窃案本身看，责任也不全在武汉人。据报道，河源启一郎三个星期前到达武汉，前天他将车停在汉街入口处，因没有站架，并未停在指定的地方。而且他和存车处看车人约的是晚上8点钟以前取车，但因为玩得忘了时间，8点半才赶到停车处，而此时看车人已经下班。看车的老人也表示拒绝为丢车负责：“我只管画线范围内的，再说我每天晚上8点就下班了，丢车跟我没有关系。”
按照行程安排，河源启一郎从大阪出发，将经中国，穿过中东地区，再到欧洲、非洲，最后从美洲回到日本。在中国，他游历了上海、杭州、苏州、南昌，本月3日抵达武汉，离开武汉后，再到西安，从新疆出境。网友所说的游历多个国家未丢车，偏偏在中国丢了车其实有偏颇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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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3 f, `" L4 o6 _民警找车确实属于职责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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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公安部、中央综治办、建设部、商务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质检总局多次联合开展全国治理自行车被盗问题专项行动。
公安部2007年曾要求加强自行车被盗案件的立案查处，群众对不受理报案者可依法举报
在接到报警后，武昌公安分局东亭派出所经询问、调查后，根据案情予以立案，并且连夜组织开展了侦查工作，并在20日晚上11时在武昌南湖某居民区将被盗自行车追回并连夜发还河源启一郎。虽然“民警立案寻车”在很多人看来不寻常，但这其实是属于民警份内之事。鉴于国内自行车被盗现象频发，公安部等部委已开展多次专项整治行动，并在2007年就下发通知，要求加强自行车被盗案件的立案查处。
公安部要求各地１１０报警服务台、治安、刑侦部门和派出所要依法受理、认真登记群众自行车被盗的案件，并向报案群众出具受理凭证，受理凭证是返还被盗自行车的基本依据。各地对于群众的报案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立案查处。一般案件要依法作为治安案件受理查处；达到刑事案件立案标准的，要立案侦查。群众对不受理报案者可以依法举报

武汉警方也存在舆论压力                  
案件当事人身份和媒体报道造成舆论压力，武汉警方也不得不及时应对
除了案件当事人是日本人外，媒体的报道也给武汉警方带来了压力。武汉网友为日本友人所发的寻找丢失自行车的帖子很快就成了社交网站和微博上的热点话题，数百万人关注和讨论，很多明星和意见领袖纷纷介入，甚至称“被偷车太丢中国人的脸”。舆论压力下，武汉警方如果不及时处理，恐怕也很难消除不良影响。

但民众不满源于法律面前不平等

6 U; A. ]5 t" U- K0 g钟南山电脑当街被抢十天寻回的新闻曾经引起网友的争议
普通市民丢什么都没人理，院士钟南山笔记本被抢，省委书记批示成立专案组只十天就将其寻回
6 V5 \" ^# a) }1 _6 I. b( M网友在为河源启一郎重拾爱车高兴的同时，多少也感到不自在，因在日常生活中，丢自行车并不是稀罕事，但是能报警立案最后找回爱车的，并不是很多。武汉警方的微博在公布了自行车已找回的消息时，也表示“对群众受到侵害的案件，不论大案、小案，公安机关都将竭尽全力侦办。”但网民的评论则是一边倒的鄙视，这种不满，源自现实生活。很多网友评论说，自己曾因失窃多次在向警方报案寻求帮助，但屡屡无果。更令人感慨内外有别的，是武汉警方在案件尚未侦破时还表示将为河源启一郎提供一辆自行车，“方便其继续武汉之旅。”
8 }9 s; f+ z* K9 h# K同为纳税人，因个人地位，国籍等得到的警方服务却不相同，这在中国并不新鲜。2006年5月份，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的笔记本在广州街头被窃，省委书记张德江批示“尽快破案”，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成立了级别很高的专案组，上百警察参与侦破，仅历时十天就将笔记本寻回。在河源启一郎自行车失窃案中，有媒体报道，武汉公安局也抽调了精干刑侦力量，参与此案侦查
“政绩至上”的选择性执法才最丢人                  
  k, A) g( h( z/ G8 j“政绩至上”的选择性执法不重视纳税人利益，即使有运动式执法，民众日常求助时闭门羹照吃不误
; X1 y4 Q. F( q5 S# x4 E法律面前，本来人人平等，没有中外之别，没有精英与草根之分。无论是钟南山，还是河源启一郎，都没有特殊力量可以调动警力为自己破案。公安民警的选择性执法，更多的是受政绩所驱动，而并非以普通纳税人的利益为指向。公安民警打击自行车盗窃案也并非不积极，但却只是在一次次“专项整治”的运动式执法中爆发，当普通民众需要把这种治理常态化，制度化的时候，却往往遭遇闭门羹。这种受政绩引导的选择性执法，才是偷车案中最大的不公所在，也是民众最为不满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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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被偷，丢人的是小偷，不是所有武汉人或者所有中国人，无需动辄谈国民素质丢中国人脸云云。真正丢人和需要引起反思的，反而是执法系统“政绩至上”的选择性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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