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南别墅及其主人藏书记

李振国

陶南别墅及其主人藏书记

孔庆珍

肥城市陶山之南十五公里处，有一座远近闻名的古建筑群——陶南别墅（亦称“陶南山庄”“陶南山馆”等）。它坐落在王庄镇花园村北首，其主人是聊城的杨大人。这座别墅是杨大人的藏书重地，它与赫赫有名的藏书楼海源阁一脉相连。
聊城海源阁是清末四大私人藏书阁之一。它的藏书总量鼎盛时期达二十多万卷。为安全、保密、便于管理起见，当初，杨氏将其藏书分置于海源阁和陶南别墅。海源阁研究专家李勇慧《聊城杨氏海源阁研究》载：“……肥城华府庄（今肥城西南杨庄）有“陶南山馆（又名“眉园”）。在该处杨家有大面积的田产，建有藏书楼。该书楼最早应为杨以增所建。据海源阁末代书主杨承训在《藏书三期》回忆说：‘余曾祖父指示，书分两份，以十分之四藏于聊城故居，十分之六藏于陶南墅’……在早期藏书量比海源阁内还多，且多宋元旧椠。”
一、陶南别墅共经历了四代主人，他们各有千秋，都为藏书付出了心血。
第一代主人为杨以增（１７８７—１８５６年）。他自幼勤奋攻读，博览群书，17岁入庠，32岁中举，35岁殿试赐进士。历任知县、知府、道员、两淮盐运使、巡抚、总督等职。受其父杨兆煜收藏为乐的影响，一生酷爱藏书。自道光五年（1825年）就广泛搜集珍贵书籍，他在各地为官时，利用职务之便广交文友志士，收购或抄录各种宋元珍本。海源阁研究专家李勇慧《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研究》载： “杨氏……对于喜爱的善本，不惜重金收买。比如宋本《史记》是杨以增以‘三百八十金购之吴门’藏于陶南山馆”。又如《史记集解索隐》也是杨以增访书苏州时，以三百金购得（此例摘自丁延峰《海源阁宋本“四经四史”》／本文作者）。道光二十年，他借在家为父守丧之机，筹建了著名藏书楼——海源阁。大概就在海源阁建成前后，杨以增在肥城陶山之南杨家庄等处购地置园，设立藏书之地——陶南山馆。由此，这里便成了聊城杨氏的第二故乡。
第二代主人杨绍和(1830—1875年)，杨以增次子。举人、进士、清代收藏家、目录学家。因善诗赋而深得其父好友林则徐的赏识，收为弟子。曾任内阁中书、翰林院编修，翰林院侍读等职，赏三品衔……他终生致力于藏书，搜罗古籍、金石、书画。随父宦游大江南北时，收集了很多宋元椠本。清咸丰、同治年间，他官居北京，正值怡王府乐善堂藏书散出，他出金购求，所得颇多。此外，他还对阁书进行整理，编成《楹书隅录》初编五卷、续编四卷。
海源阁资料显示，杨绍和时期，陶南别墅仍是海源阁的藏书中心。他在《楹书隅录》卷一《宋体毛诗》题识称：“辛酉皖匪犯肥城，据予华蚹庄陶南山庄者一昼夜。自分珍藏图籍，必已尽付劫灰。寇退，收拾余烬，尚十存五六；而宋元旧椠，所焚独多，经部尤甚。”上文除了说明毁书之惨状，我们还可从中看出陶南别墅的藏书质量。         杨绍和与陶南别墅格外有缘，故事多多。其子杨保彝《重修陶南山庄眉园记》载：“余生三年，维咸丰甲寅丁寇乱。……吾父（学士公）谋所以安亲纾难及避乱之策与外王父傅秋屏先生。先生曰：‘事危矣。……古肥子国有地，……子盍奉母挈子往居之……。’学士公从之，陶南山庄卜筑于是焉。”此文说的是 杨绍和25岁（1855年）时因“寇乱”，“奉母挈子”来陶南别墅居住。聊城大学教授杨朝亮《海源阁藏书楼问题探析》载：“1861年捻军进犯肥城时，占据了陶南山馆，……焚烧掠夺尤为惨重。……捻军退后……对散乱之书予以重新装帧。残乱的普本经过尽力搜购，尽量以其他版本补齐。”关于这段历史，杨绍和还在他撰写的《楹书隅录》中记载了一段感人肺腑的故事：1861年 “辛酉之乱”，藏于陶南山馆的《史记》被毁裂，他“携之都门，重事装潢”。在回来的路上过桑干河，“舟覆落水，洪涛汹湧，瞬息将逝，亟争救之，辛未波臣携去，然解囊检视，已浸痕过半”，遂又重新装饰，“始略还旧观”。该书可谓是多灾多难，而最终却奇迹般地保存下来。他感叹道：“为非在在处处有神物护持耶？”
第三代主人杨保彝 (1852—1910年) ， 举人。曾任内阁中书、户部员外郎、总理衙门章京。二品衔。《聊成县志》载：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他在肥城花园（即杨家花园）筑眉园，退隐蛰居，居于陶南山庄。复出任山东通志局会纂，兼任山东优级师范学堂教务长。他继祖、父之业，使海源阁所藏古籍、金石、书画更加宏富。晚年将其所藏禀报地方政府备案，意在“勿为子孙毁弃”。他编纂《海源阁书目》6册，著录四部书共3336种，208 300余卷；有《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4卷，分经、史、子、集4部分，共书464种，计11328卷。还编著《海源阁金石书画目录》5册。
第四代主人杨敬夫（1900～1970年）又名杨承训，杨保彝嗣子。
1921年肄业于山东法政专科学校，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秘书厅秘书，京奉铁路局秘书等职，其父去世时，他尚年幼，藏书及家政归母舅代劳。此时杨氏家道已经中落，陶南别墅及海源阁无专人管理，藏书偶有散出。1926年杨敬夫迁居天津。为生活计，次年将海源阁珍籍26种运至天津后零星售出。自1928年至1930年间，海源阁屡遭兵燹，藏书或被焚毁，或被劫掠。1931年底，杨敬夫为保护劫后书籍，将其先运至济南杨氏东兴里寓宅（杨保彝小妾住此处，王庄镇郭辛村人氏／本文作者）。1942年，杨氏又将书运往北京，存于岳父劳之常家 (后济南商人苗兰亭、张蔚斋、辛铸九倡捐巨款将书买下，运回济南。抗日战争胜利后，3人又将书捐入山东省立图书馆，计2300部，3。2万册，该馆辟专库保存)。
某海源阁研究专家对海源阁后期的藏书归宿交代得甚为详细，其论著《 中国历史上的著名私人藏书楼》载：其实，早在匪劫兵燹之前，海源阁的藏书就已屡受威胁。袁世凯窃国当政时，其子袁克定就垂涎“海源阁”藏书……杨敬夫嗣母王太夫人为此特意把海源阁宋元秘籍由楼上搬往其所住卧室北房，藏于书橱内。张宗昌统治山东时，亦曾想派兵来强行没收“海源阁”藏书，并强迫杨敬夫捐书。……为了保护“海源阁”藏书，同时也是为了维持生计，杨敬夫在1927年4月将部分宋元秘籍（共二十六种，一说为二十三种）运往天津收藏。
1928年春天，国民党西北军第十七师马鸿逵部进驻聊城，“海源阁”藏书又略受损失，这直接促使杨敬夫正式决定“把家藏的珍宝外移。”该年冬，杨敬夫返回聊城，找人秘密赶制书箱，把宋元秘本精品装了十几箱，雇汽车运至禹城，再由火车转运天津，存于西安道所居寓所。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杨敬夫深恐海源阁藏书终非己有，欲投资工矿事业，亟须资金，还将其中92种珍本，由北平琉璃厂藻玉堂经理王子霖介绍，以8万元抵押于天津盐业银行 (抗战胜利后，1945年11月，北平图书馆复馆开放，即拟将其书购入。经过点验，该批书共92种，1207册，于1946年2月5日为北平图书馆正式收藏)。
可是除此92种外，杨敬夫两次运至天津的海源旧藏还有很多，多零星出售。(这些书有一些被国内的藏书家收藏后最终转归国家图书馆，其中直接或间接归于北京图书馆者261种，其中有36种于抗战期间移存美国国会图书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移存台湾中央馆)。
对杨敬夫两次将海源阁之书运津之事，不管人们对杨敬夫有各种议论，在当时形势多变的情况下，他把大批珍善宋元秘本书籍运往天津未遭兵燹，应视为‘先见’。
至于杨敬夫在海源阁遭王匪劫后运济之书最终多归山东省图书馆所有，这亦当是不幸中的大幸。
(由此，海源阁劫余之书除了杨氏在京津先后零售和散出之外，以上两大宗精善之本和普通版本最后均被收归国有，现主要由北京图书馆和山东省图书馆收藏。其中北京图书馆藏其精本170余部，而山东省图书馆经过多年集聚，该馆现有海源阁藏书2540余部、33600余册，约占海源阁原藏书量部数的70％）。”
二、杨氏藏书总述及其他
研究杨氏藏书的权威学者范景华指出：杨氏藏书由兴而衰大体经历了五个阶段:杨以增之父杨兆煜广搜东路书源，奠定了藏书基础；杨以增遍搜南北精品书籍而建立“海源阁”藏书楼（及陶南别墅／本文作者加）；其子杨绍和扩大了藏书规模；其孙杨保彝精心保护、整理书目；其曾孙杨承训饱经战乱之苦，藏书损失严重。
关于陶南别墅的藏书终止时间及其去向无确切记载，但根据杨保彝1898年从京城归隐陶南别墅，且又在此花巨资筑眉园，建厚遗堂、设归瓻斋、以得意之情写《眉园记》、在此惬意生活近十五年等情况来看，此时期，杨保彝把陶南别墅当成了名副其实的家，这里的藏书不会外移。聊城大学海源阁藏书研究专家杨朝亮在其大作《海源阁藏书楼问题探析》中推断更为明确：“……另一方面，我们还知道杨保彝使用过的印章中就有‘陶南山馆’和‘眉园’两枚，由此可见‘陶南山馆’不仅仅是杨保彝一个简单的居住场所，而且是杨保彝学习和研习学问，以及修身养性的地方，至少在杨保彝之时，陶南山馆’的藏书还会有相当的数量。”1929年，时任山东图书馆馆长的王献唐先生曾去聊城核查海源阁藏书，当问及“宋存书室”及“四经四史”时，杨氏家人皆不知所在。王先生曰：……余以《隅录》曾载清捻匪之乱，毁其华跗庄陶南山馆宋元旧椠，似当时杨氏书籍，多存该处，或宋存书室、四经四史之斋，在陶南山馆亦未可知。杨氏答曰：该处书籍，久已移藏家中（原文见王献唐《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之过去现在》）。据此，笔者认为，杨保彝去世前后，这里的藏书可能分批运往海源阁，由于战乱和生计之需，其中一部分或许由杨敬夫运往外地护藏或出售。
海源阁藏书研究专家认为：海源阁藏书起于战乱，最终又大部分毁于战乱。在海源阁藏书印中有一方“子子孙孙永保用享”，美好的梦想在战火中随着诸多珍本星散四方而破灭，为历代书厄添加了辛酸的一笔。但它还是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劫后余珍”，以及为传承中华文化自强不息的一个个身影与一段段往事。
聊城杨氏藏书之精品主要得自汪氏和怡府，而两处之书，又全得于清初大藏书家毛、钱、徐、季等人。其中《毛诗》《尚书》《春秋》《仪礼》四部经书和《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四部史籍堪称海源阁镇库之宝，杨氏特在陶南别墅专设“宋存书室” “四经四史斋” 保存。据现存几部海源阁书目统计，该阁最盛时，有藏书3680部，22。46万余卷。这些宝贵书籍大都在陶南别墅珍藏了半个世纪以上。
关于聊城杨氏藏书及其质量，权威研究者还有如下概括介绍：海源阁第二世主人杨绍和于《楹书隅录》（以下省称为《隅录》）卷二宋蔡琪家塾刻本《汉书》题云：“昔王弇州《跋》自藏《汉书》云：‘余生平所购《周易》《礼经》《毛诗》《左传》《史记》《三国志》《唐书》之类，过二千余卷，皆宋本精绝。最后班、范二《汉书》尤为诸本之冠，桑皮纸，匀洁如玉，四旁宽广，字大者如钱，绝有欧、柳笔法，细书丝发肤致，墨色清纯，奚潘流沈。盖自真宗朝刻之秘阁，特赐两府，而其人亦自宝惜，四百年而手若未触者。'今证之此本，正无毫发异，重规迭矩，洵足熴耀前辉。”
聊城杨氏对文化的贡献不仅是大量购书、藏书，而且还抄录、刻印了许多书籍。有研究专家指出：“杨氏抄书始于杨以增之父杨兆煜，《居士集》即杨兆煜所抄。山东省图书馆收藏有杨以增祖孙三人抄本七种。这些海源阁抄本，大都用版心下镌“海源阁”三字的红格纸抄写，字用墨笔，朱墨灿然，典雅美观。省图藏海源阁抄本八种中，有四种已入选《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都是当时未曾刊刻的稀见之本，皆为孤本。这四种书是：《铁堂诗草》《古韵分部谐声》《[道光壬午恩科至丁未科]历科甲第录》《海源阁书目》。”
聊城杨氏的刻书有极好的口碑，有研究者云：杨氏刻书虽不能与明毛氏汲古阁、清著名藏书家鲍廷博等相提并论，但也与毛晋一样“缩衣节食，遑遑然以刻书为急务”。杨氏刻书今见其最早的刊刻时间是1838年，最晚为1920年，杨氏四代先后持续了80多年。其刻书数量接近四十种。其中，仿宋刻本《蔡中郎集》，被誉为“清代今宋元影刻本中的经典之作”。刻书地则有聊城、江苏清江浦、北京、陶南山庄等地。据丁延峰考证，海源阁刻书有四十五种，数量在清代私家刻书中位列中上，质量也相当考究。而且杨氏刻书不以赚钱为目的，以治学实用为先，刻印了工具书《说文解字义证》、地图册《皇朝一统图》等。鉴于杨保彝及其父在陶南别墅居住时间较多，父子俩在别墅进行过海源阁书目整理、抄写和刻书，故此，笔者认为：凡盖有“陶南山庄”“陶南山馆”“陶阳别墅”“眉园”“归瓻斋”印章的海源阁珍藏均与陶南别墅有直接关系。
纵上所述可知：聊城海源阁与陶南别墅，自创建起到20世纪40年代易主的百余年间，汇聚了南北藏书之精华，改善了明清以来私人藏书楼多集中于江浙的局面，使藏书中心北移，成为我国清代历史上最著名的私人藏书楼之一，因此，享有“南瞿北杨”之美誉。它与北京的文渊阁、皇史宬，宁波的天一阁同为中国历史上公私藏书典范。它不仅在中国藏书史上地位显赫，影响巨大。而且对后世影响也非同小可。知情人士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国家编定二十四史时，前四史就是依据海源阁藏本校注的。北京中南海毛泽东主席会客室四周的书架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图书，其中海源阁藏书的宋元珍本复制件占有显著位置。1972年毛泽东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赠与他一套海源阁《楚辞集注》影印本图书，作为国礼。
陶南别墅与海源阁一脉相连，同为一主，上述之功自然有份，“陶南”“海源”同样荣光。
三、杨氏的藏书动机及其他
聊城杨氏的大量藏书，不是为了装点门面，而是与晚清政府的人才必须学识渊博、学以致用的用人原则密切相关。杨以增素有：以匡济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学以致用，知识兴业自然就成为杨氏日后藏书的巨大动力。
据史料记载：杨以增在河南、甘陕等地赴任时，对当地史志，以及散落民间的宋元佳卷特感兴趣，总是购之为快，用于当地社会治理和建设。据统计，他在任江南河道总督期间，搜集了四十三卷河渠治理的书籍，其中，关于《水经注》的各种本子达十三种之多。他因读了诸多治理河道的书籍，又注重实践，自然也就成了河道治理专家。为此，咸丰皇帝也对他大为放心，曾下谕令：“(河道治理)事关大局……非可草率从事。杨以增熟谙河务，于古今治河源流谅能通晓，如有所见不妨据实敷陈，以备采择。”肥城大地，汶河两岸，东平湖畔至今还流传着杨大人治理黄河和戴村坝有方，皇帝赏赐大量黄金的故事。笔者认为，东昌府杨氏之所以在肥城大规模的购田建墅，且又能巨金购书，恐怕这也是原因之一。
聊城杨氏对其藏书视为珍宝，护之有法。杨敬夫在《曝书》中说：“我家遵守旧规，每二年或三年必晒书一次，全家共同从事，并预先邀同亲友数人帮忙，由清明节起，至立夏止。据先世遗言云：夏日阳光强烈，书曝晒后，纸易碎裂，不耐久藏，且时多暴风雨，有卒不得收拾之虞；秋季多阴雨，潮湿气盛故易袭入书内。清明节后气候干燥，阳光暖和，曝书最为适宜，立夏后渐潮湿，即不宜晒书矣。”有知情者介绍：海源阁藏书尽属珍本，外有木匣，内有锦函，晒书时将每册书按次序散列案上，在阳光下晒一至两个小时即移回室内，再按原来次序排列原架隔上，并用白丝棉纸将樟脑面包成许多小包，随书在函中放入一二，但不得放入书中。此番工作之后，五至七天内上午十时至下午四时，将藏书楼所有门窗悉数打开，以使日暖风和之气徐徐进入，并将架隔上浮尘掸尽。过此时期即将全部门窗重行关闭，严密封锁，同时封条安藏。知情者由此感叹：其管理方法与技术堪称一绝！有幸目睹海源阁善本的学者称：海源阁善本虽逾数百年仍崭新如故，看不到褶皱和指纹。其藏书之妙方，当今仍值得借鉴。
聊城杨氏藏书，严格保密，对外实行关门主义。据说《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为观海源阁藏书，于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年）冬冒雪前往海源阁，竟被拒之于门外，扫兴而归。杨承训回忆说：他家藏书“奕世相传，珍秘逾恒，非奕交，例不示人。”杨朝亮《海源阁藏书楼问题探析》载：“据杨敬夫讲，就是在太平日子里，海源阁所藏宋元珍本书籍，都是常年封锁在书柜里的。自从母亲王太夫人去世后，一直都未动过，他也是在十六岁之后，得到母亲的允许，才开始有机会看到宋元珍本书籍的。”
正因如此，陶南别墅藏书之事，在乡间鲜为人知。当地人只知它是一座拥有万亩土地的楼舍俨然的地主庄园，又因杨保彝从京城退隐陶南别墅后，在别墅内重修了眉园，园内花卉多，主人又姓杨，故此人们就习惯的把陶南别墅称之为“杨家花园”。
四、陶南别墅的衰落及其存在之价值
陶南别墅创建于1840年前后，占地总面积78亩，鼎盛时房舍138间。兴盛时间达半个世纪以上。因社会变迁和战乱之故，自杨保彝去世前后开始衰落。此时期别墅第四代主人杨敬夫在陶南别墅居住较少。常住别墅的是聊城的几位管家（也有本地人）和五户看家护院人。当地老人回忆，1940年前后，他曾多次来庄园收租，请种地户吃饭。1945年秋，他在济南杨家住宅廉价卖了庄园的部分土地。
陶南别墅1937——1948年是地方抗日组织、学校、机关、部队后方医院驻地。1948年杨家花园归国家管理，肥城市王庄粮所使用至今。使用期间因储粮需要，在南北大路东杨家场北端新建了一排粮库，对大路西主要房舍进行了改造，但建筑主体未变。
聊城杨氏陶南别墅的败落，是历史的必然，但它建筑主体的存在依然有特殊意义。专家学者认为：陶南别墅是乡村有一定历史研究价值的藏书库建筑，是山东乃至全国都是罕见的。陶南别墅建筑艺术特色及其建筑群保存的相对完整性，在肥城是首屈一指的。在倡导传统文化，保护古建筑的今天，搞好对这所古建筑群的研究和开发，古为今用，前景远大。
目前，陶南别墅宽敞厚重的大门依然面东而立，似乎在向人们诉说着历史的沧桑；一楼三院六厢房的主宅宏姿尚在；藏书楼院仿佛散发着昔日书香，期待着专家学者重铸辉煌；当年眉园的主建筑，好似沐浴了菩萨的仙水显得年轻，前后花厅（即归瓻斋、厚遗堂）含羞亮古，坦然迎客；啊，在文化兴市的今天，面目憔悴的陶南别墅笑容微微，翘首以待，正欲舒展双臂，拥抱灿烂的明天。
                               2014年9月

陶南山馆照片1

图片：000 (9).jpg [url=][/url] [url=] 陶南山馆照片2 图片：000 (1).jpg [url=][/url] [url=] 陶南山馆照片3 [url=][/url] [url=] 陶南山馆照片4 图片：000 (7).jpg [url=][/url] [url=][/url] [url=]文献中解放前后的杨家花园 民国前期杨保彝去世后，杨家在肥城等地还有巨大的土地产业，杨承训为什么要出卖父祖视为命根子的珍藏图书呢？杨承训要投资工商业只是动因之一。这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军阀混战，天灾人祸，导致土地入不敷出。动乱则是杨承训转移肥城陶南别墅书籍的原因之一。肥城史志专家展广植《民国十七年(1928年)肥城县驻军及群众负担情况》（原载《肥城春秋》第六辑，选入作者《志海心曲》)一文，据《中华民国史资料丛刊》记载， 1928年4月27日北伐军第一集团军第三军团贺耀祖部，同直鲁军孙传芳部在肥城县刀山、谷山附近激战，于4月30日占领泰安、肥城。5月3日“济南惨案”发生后，北伐第四十七军一〇七师刘天禄部驻陶阳村、×团罗其山部驻西大封、×部驻杨家花园；一〇八师邢肇堂部、四十四师军需处驻演马庄。张宗昌直鲁军和北伐军如走马灯一般在肥城县过境、作战和驻扎，给肥城县人民群众带来极大的负担。国民革命军15个军的29部，分别驻扎在肥城县境内12个社的33个村庄，肥城县人民群众共损失129707元（银元）。为了支付巨大军费开支，各社乡村不得不每亩地勒敛京钱一千文，按日输给给养，县人无论贫富已达十室九空。是年县境遭受夏秋大旱，蝗虫成灾，庄稼失收。兵祸天灾加上地方官员的苛敛盘剥、贪污自肥，人民痛苦不堪言状。 1928年春，西北军马鸿逵部占聊城，次年冬杨敬夫匆匆回到聊城，将海源阁书中之精品装十几大箱，雇汽车运至禹城，而后转火车运至天津，藏在他的英租界住所中。1930年12月14日、15日，杨氏将书籍装置50余箱，用马车运至济南经二纬一路东兴里杨氏私宅。杨氏几代人所刻《海源阁丛书》的书版和少量书籍，被运到聊城西南田庄杨氏祖坟旁的“弘农丙舍”存放。 抗战时期，杨家花园曾是泰西行署、肥城四区动委会、特务营等抗日政府和抗日武装的驻地，时任泰西地委宣传部长万里曾住在杨家花园。解放战争时期，野战军后方医院曾经住在杨家花园。当时陶南别墅的管家和抗日政府以及武装人员有联系。土地改革时期，杨家花园的厚义堂钱庄总掌柜杨某系地主成份，是被复查户，也曾与革命为敌。康矛召《肥城之恋》（见1988年《肥城党史资料》第9辑、2000年《肥城文史资料》第11辑《泰西抗日烽火》）载：决议成立肥城四区抗日救国动员委员会，我被选为首任四区动委会主任。区动委会经常住在演马庄以东的杨庄(即今杨家花园)。康矛召（1919～1994），湖北武昌人，1938年赴延安参加革命，由八路军总政治部派往115师当新闻记者，1941年起任115师政治部宣传干事、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华社华野前线分社社长，1948年任华东野战军政治宣传工作。建国后作外交工作，历任驻外大使。 刘庆宇《与顽固派田家滨的斗争及肥城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中共泰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一一五师在泰西》），肥城县委党史办《关于肥城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县长的考证》附录刘庆宇《肥城是我永远难忘的地方节选》（《肥城党史资料》第十辑1989年11月）一文记载：l939年9月，作者刘庆宇住在杨家花园。一天，四区区长郭月斋和刘庆宇朝着衡鱼方向赶去。“走到杨家花园，大地主杨宝义的管家留我们吃了顿饭。不久两人都闹肚子，我们怀疑管家是不是放了有毒的东西。”十来天后，在杨家花园一个全副武装的小伙子送信后，把铺盖卷搬到焦庄，当上肥城抗日民主县政府秘书兼民政科长，最后曾负责肥城县政府工作。杨宝义即杨保彝，一直到2013年，花园杨衍忠先生还使用这字，因为当地人发音为义。 记得有一次，四区孔庄一个穷人翻墙到一个财主家偷东西，被逮住送到了区政府。区长郭月斋同志问明情由后，又把他送到县里。县府决定先行收押，审查后处理。这事不知怎么让泰西地委宣传部长万里知道了，他把于会川、郭月斋和我叫到杨家花园，对我们说：“处理这个案子，要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不能简单地看作偷窃案。”回来后，经过批评教育就把那个人放了。接替于会川任抗日民主县长的是李文甫同志。这时已是农历一九四〇年的正月底二月初了。文甫同志任县长之前也在六支队，我对他也是早闻其名，而见到其人则是在l940年的元旦。那时，他是特务营政委，高塔拉是营长。元旦期间，他们率部驻在杨家花园，我以县政府的名义慰问该部时与他相识。他接替于会川任县长，事先我及县政府的人都不知道。一天，他与警卫员穿着棉军装徒步来到县政府找我说：“于会川同志调走，上级决定叫我任县长。”……李文甫这任县长也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由上级指定，群众公认的。 教育史资料显示，1947年，由冀鲁豫四纵划归泰西部分组成的泰西公学，“其初在肥城杨家花园，春节间搬到边家院，与泰宁联中(一说为太宁师范)合并，仍命名为泰西公学。”1945年建立的泰西公学，是田纪云学习的学校，也是其父教学的学校，先后为冀鲁豫第四中学、平原省立聊城中学，1953年2月改名为山东省聊城第一中学。 《王庄文化通览·轰轰烈烈的支前运动》记载：“1947年前后，解放军十纵队后勤部、卫生部及下设的几个后方医院住在项屯、尚庄、刘庄、花园等几个村，村内百姓腾出最好的房舍让部队机关住……那个阶段，济南战役、淮海战役的部分伤员，都通过四区各村的担架队送到这里的后方医院抢救。”阶级斗争为主的年代，花园村人内部的斗争也很激烈。陈红军1984年3月《破获韩吉振被害惨案》（武警《山东总队回忆史料1950-2005》，中国出版社2006年1月）记载：1947年，国民党匪帮大举进攻解放区，我军正处于战略防御的艰苦阶段，肥城县的大片地区沦陷于国民党之下。杨家花园地处老根据地，群众性的复查斗争开展的轰轰烈烈。1947年农历6月初9上午，四区杨家花园村土改积极分子、农会副指挥长韩吉振在群众大会上被众人用乱棍活活砸死。专案工作组经过1个月的调查，弄清了事实真相，确认这是一起被斗地主勾结钻进革命营垒内的坏分子，有组织有计划的针对党领导的复查斗争进行疯狂反扑的阶级报复事件。农历8月，县政府在杨家花园祠堂主持召开了全区6000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公安局对反革命分子依法分别处理。事件的教训极为深刻。 杨家花园的粮食曾经被泰西根据地抗日政府大量征用，供抗日武装之用。1938年前后：为解决部队的粮食问题，先吃“义仓”之粮，继而筹借。程重远组织二大队陈惠民、乔绶卿等到东里村借粮3万斤。程重远、袁振等到杨家花园借粮10万斤，并借了尚里村大地主李子英一仓库粮食。由于陶南别墅粮食的外运，杨家花园的运输业较为发展。《中共泰西地区党史大事记修订稿》记载：抗战时期，抗日武装组织从济南购白布、染料，由卖方运至长清万德车站，再由肥城杨家花园的杨建梅、杨建法兄弟，用马车运至肥城、东平山区。为部队制作军服并服务当地百姓。原来在济南赶马车的杨宪洲，解放后任泰安运输队队长。 杨家花园的粮库和粮仓建设，在肥城粮食业占有先机。《肥城县志》（齐鲁书社1992年4月版）记载：1948年全县解放后，建7处区粮库，1950年又增设3处。1952年县粮食部门在四区杨家花园、五区西付村建粮仓9座21间，可储粮351万斤。农村网店方面，1948年10月在第一区（城关）、二区（仪阳）、三区（安临站）、四区（杨家花园）等设7处粮库，负责粮油供应。1950年6月全县改设5个中央粮库支库，其中四支库（杨家花园），辖四、九区分仓。1970年在王庄公社杨家花园粮站试建土圆仓。此后12处公社粮管所相继建土圆仓130个，小者储粮3～5万斤，大者可储10万余斤。同时，在全县213个生产大队，建土圆仓1788座，后因不适应储粮出入库要求，至80年代废除。 [/url] [url=]海源阁杨氏购买陶南别墅的时间 (2013-12-08 18:23:26)转载▼ 标签： 肥城 海源阁 陶南别墅 图书 宋存书室 文化        分类： 历史 海源阁杨氏购买陶南别墅的时间 任何一件事，都不是偶然的；任何一件经济文化活动，都是有社会或个人生活基础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会留下蛛丝马迹，留下他人侦探或后人考证的线索。 兆煜（1763～1838)儿子杨以增（1787～1855）道光十七年（1837）回家，其父亡后，1839年母亲去世，为父母守丧家居期间的1840年，建“海源阁”藏书楼。1841年，杨以增守孝期满出仕，1853年督防太平军于江北。1855年逝世在清江浦任上。此前，杨绍和(1830～1875)中举，儿子杨保彝(1852～1910)出世，所以杨家把杨以增的荫官，留给了他孙子。 杨保彝《重修陶南山庄眉园记》载，1854年，其父杨绍和听从其外祖父傅秋屏的介绍买陶南别墅产业。杨绍和(1830～1875)曾经携家人在陶南居住，时间当在杨绍和同治己巳（1869）《楹书隅录·自序》所说的“癸亥甲子间”（1863～1864）里居撰海源阁书目的时候。《楹书隅录》杨绍和同治甲子（1864）题宋本《史记》：“癸丑（1853）冬，载归陶南别业。辛酉（1862）春遭捻寇之乱，全书毁裂。”杨绍和同治上元甲子（1864）七月朔日题宋本汉书于宋存书室。宋存书室当在陶南。杨保彝诗注曾说：“陶南……先大夫故庐在焉”。1854年作《山居遣怀》诗歌也应该在这里。在外为官的杨绍和曾多次来陶南别墅盘桓。 杨绍和于《海源阁珍藏尺牍序》中言其父以增时说：“先君端勤公于平生笃交游，每获师友信札，辄什袭箧中，或畀绍和收弆。阅时既久，所积遂夥。顾官辄十有数省，舟车所至，不无零失。咸丰辛酉捻寇之乱，其存诸陶南别墅者，又多坠红羊，得千余纸，付之装池，都为二十册。”（转引自丁延峰《海源阁研究论集》第291页《海源阁杨氏著述考》）《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杨朝亮《海源阁藏书楼问题探析》对陶南山馆考证：陶南山馆的建立至少应在杨以增（1787～1855）时期，或早于杨以增，因为在杨以增之时，陶南山馆已经是藏书中心。但是《山东区域文化通览·聊城文化通览》的《海源阁》章（530页）说：道光二十四年（1844），杨以增让儿子杨绍和在聊城西南（为东南，原书误）100余里的肥城陶山之阳建另一藏书处陶南山庄，大量收书。不知有何依据。当时杨绍和才15岁。 综合判断，杨家买陶南别墅产业当在1853年或其稍前，其时杨绍和新婚，而不是杨保彝记载的1854年，买到别墅以后未必有大规模改扩建，只是把这里当做宋本书库（宋存书室、四经四史斋），杨以增的信札也收藏在这里。其后陶南别墅成为海源阁的只要藏书地，不但数量超过一半，而且最珍贵的图书都存放在这里。一直到1932年杨敬夫把别墅的全部图书运到天津。[/url] [/url] [/url]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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