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家鑫”翻案成风 云南李昌奎案或为标杆(图)

牙科医师

云南两起改判死缓案对比。 EG365/CFP供图

视频：云南高院将重审李昌奎案 检方称量刑偏轻

! N0 E# ^1 v( p8 A2 v. L* }) Y- z　　半月内两死缓案苦主求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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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H( o0 ?. x5 O* H9 D" |4 d7 R　　杀人偿命VS少杀慎杀

　　程序正义VS结果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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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H  n3 a$ n4 b' K* _2 z, U　　独立司法VS民意不可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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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孰轻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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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6日，当李昌奎案引发哗然之际，云南省高院副院长田成有坚定地回应公众质疑，“杀人偿命的陈旧观念要改改了，这个案子10年后肯定是一个标杆。”可不到1个月时间，因为获得云南省高院再审，这起被公众比喻为“赛家鑫”的案件，却以另一种“标杆”的形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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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下旬，本报记者在报道了李昌奎案诸多内幕之后，陆续接到几位读者的电话。他们反映，自己的亲人被杀，当地高院却判处凶手死缓。坚定要求“杀人偿命”的家属无法接受凶手几乎免死的判罚，在听到云南省高院再审李昌奎案的消息后，纷纷向媒体求助，要求翻案再审。李昌奎案，俨然成为这股“死缓翻案风”的“标杆”。

　　事实上，公众从没停止过对于李昌奎案再审的讨论，某门户网站就曾以“李昌奎案再审是更大的恶？”作为网络话题热议。这场前所未有的“死缓翻案风”，也让中国的法律学者、司法工作者、律师乃至身陷其中的受害者家属都陷入深深的纠结与思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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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S9 _' [" J0 n0 b* K　　文/本报记者武威

　　实习生谢欣阳

, Y( S& t; a9 d　　“如果药家鑫都不死，那中国法律已死……如果李昌奎都不死，那中国法律已死……”采访药家鑫案、李昌奎案一路走来，受害者家属这样的语式表达可说是耳熟能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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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x# t- z3 ?4 A+ F+ m　　自李昌奎案引起普遍关注后，网络爆出云南昭通男子赛锐27刀砍死女友却判死缓的帖子，受害者家属表达对云南省高院判罚的不满（详见本报7月22日AⅡ8版报道）。7月24日，记者再次接到电话，这一次名字变成了桂林人梁勇2006年11月23日，他残忍地杀害了自己的妻子成女士，并肢解、水煮妻子的尸体，在一审判死之后，2010年11月1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改判梁勇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发指罪行

　　杀妻后肢解尸体并水煮

　　这起命案曾在桂林引起极大轰动，当地报纸长篇累牍地报道。与李昌奎案、赛锐案惊人地相似，对于案发经过，桂林中院与广西高院的叙述基本一致。凶手梁勇1955年出生，成女士则出生于1971年，两人均是桂林人士。1995年，梁勇与前妻离婚，并于1998年认识了成女士，两人于次年结婚。

2 ?( i7 X# E: |' v9 N% U　　2001年，梁勇夫妻共同注册了一家防水保温技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两人各占50%的股份。2003年2月，夫妻得一儿子，为照顾他，成女士的母亲江某与梁勇的姐姐在共同居住期间产生了矛盾，加之梁勇怀疑成女士有外遇，2006年2月，两人分居。同年6月，成女士曾提出与梁勇离婚，但因梁勇不同意，法院驳回请求。可事实上，双方积怨弥深，已势同水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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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 C8 q7 D. d　　2006年11月21日下午，夫妻俩先后回到公司办公室。下午6时，两人再次发生争吵。不堪辱骂的梁勇顿起杀机，下到一楼地下室仓库拿了一把铁锤回到办公室，随后朝妻子头部连续猛击，致其当场死亡。

　　为毁尸灭迹，梁勇回家拿来菜刀，在办公室将成某的尸体肢解，当晚用车将尸块运回住所。第二天上午，梁勇在卫生间内再次对尸块进行肢解，接着用高压锅煮烂部分尸块，并丢弃到卫生间的下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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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_- @$ k4 C& @) Z5 N% a　　当天下午2时，因为下水道堵塞，尸块被周围群众发现。梁勇察觉罪行败露，即离家出走。下午4时，公安机关在桂林市区辅星路段将正在驾驶机动车的梁勇抓获归案。事后法医报告和照片证实，警方从下水道和化粪池内打捞出的尸块共计170块。

　　死缓争议

　　高院称凶手有立功表现

　　由于证据确凿，2007年9月10日，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梁勇犯罪手段极为残忍，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极大，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从严惩处。梁勇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害人有过错、被告人梁勇有自首情节的意见，与事实不符，对辩护意见不予采纳。梁勇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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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9 d' A) \; L- k0 X　　梁勇不服，上诉到广西高院。但诡异的是，广西法院对此案却先后作出了不同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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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1月16日，广西高院认定桂林中院的判罚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判决程序合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但时隔近三年之后，2010年11月15日，广西高院又作出终审判决，否定了梁勇的死刑判决，改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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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勇并没有像李昌奎、赛锐一样有自首情节，那最终轻判梁勇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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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O$ v) H( t* P　　广西高院在终审判决书中表示，梁勇在关押期间，向公安机关提供了“杨万里故意伤害犯罪”的线索，举报事实得到了警方确认，法院因此认为梁勇立功。同时，法院鉴于该案件是由家庭矛盾引发，被害人对引发本案具有一定过错，因此应对梁勇减轻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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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I7 z5 i6 A$ H0 U- S　　家属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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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人偿命凭什么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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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6 a" @1 P9 p　　“我怎么也想不通，这种人 怎么能饶恕了？”成女士的哥哥成某始终认为，梁勇理应偿命。但在自撰的刑事抗诉书中他表示，若避开此案不谈，他也“不主张国家借法之名义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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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4 G. T+ T/ ~% }7 c　　事实上，成某也意识到，当前“少杀、慎杀”的刑事司法理念确实与“杀人偿命”的民间传统观念产生了激烈的碰撞。

9 S$ D8 u! F* h4 s　　“就我国目前的国情来看，对于犯罪的性质极其恶劣，犯罪的手段极其残忍、犯罪的主观恶性极其严重的罪犯还是应当死刑伺候。”成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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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许多传统中国农民看来，“杀人偿命”才是天经地义，“少杀慎杀”却是匪夷所思。药、李、赛三案中，对受害者家属来说，“一命抵一命”的公正判决就是最朴素的价值观念。但如今在愤怒之余，他们常常会向记者抛出一句：“某某某都不死，凭什么？”

　　在很多历史学家看来，礼教伦常的积淀，注定了如今中国向法治社会的转型之难。传统中国社会里，法律与伦理道德本就难分轩轾，而现代法治社会中，法律与道德必有明确分野。

$ `  W1 c' n7 r3 G　　“一个已经接受两千年"杀人偿命"伦理思想的老百姓，要认同废除死刑，这将何其之难呢？”一位在法院工作的司法人员向记者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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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0 X* V. \  S0 g" F% |# p: _' S5 i　　律师纠结

　　民意和媒体的界限在哪

5 _! e/ P; a1 s! m　　“死缓翻案风”骤起，更让不少律师陷入纠结。

. N- t7 R; H8 j3 t! r+ F- W- C+ j0 }0 i　　作为“药家鑫案”二审律师、“李昌奎案”被害人家属的再审代理律师，王勇近年来频繁现身于媒体。面对这股时下的“翻案风”，他认为，“通过媒体力量去对有关部门进行监督，是公众的权力，也是司法机关在依法执行审理时的义务”。“媒体力量对于司法裁判来说是一个绝佳的监督利器，但是媒体和民意的界限应该在什么地方？确实需要思考！”

　　云南省高院副院长田成有在“李昌奎案”二审裁判死缓之后回应：“社会需要更理智一些，绝不能以一种公众狂欢式的方法来判处一个人死刑，这是对法律的玷污。”

　　王勇认为这种说法很牵强，“什么是公众狂欢？任何案件，如果当事人认为判决不公，都有权力提起抗诉，而事实上，法院在对一些案件的审理中确实存在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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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就眼下“死缓翻案风”掀起强大的“再审”民意，王勇却认为具体案件要具体判断，民意也可能有很多不理性成分在其中，“想要翻案的案子，必须根据案情本身情况，依法进行抗诉和裁定，而不仅仅是考虑民意和媒体的意见。”

( v) R9 C$ g0 `" O6 K" I- t　　司法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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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U+ ]! K( e　　专业审判常不被信任

　　“程序正义”重要还是“结果正义”重要，渐成公众讨论的焦点。许多公检法工作人员因此承受相当大的压力和痛苦，被无端指责“看条子办案”，甚至“收受贿赂”；但他们更痛苦的是，专业审判常不被信任。

　　对于李昌奎案再审，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官认为，改判死缓确未起到罚当其罪的震慑作用，难怪民众会质疑。

7 P, n8 [, t0 K9 ]　　“在中国的成文法体系中，法官的裁量权空间并不大。法官先要召集"合议庭"进行合议，再进入"量刑程序"，如果涉及剥夺生命的刑罚，必须通过20至30名资深法官组成的"审判委员会"，采用投票方式决定，再上报最高院通过"死刑符合程序"，才能最终生效。”

　　“为何走了合法程序，结果却被大家认为不正义？这最令我们矛盾和痛苦。”他感叹。

! N$ H. ], v. ^; Y- w* B　　学者观察

% [3 S* w6 {0 u" Q& b4 ^8 U. N! A. ~　　民意与法律尊严孰重

& X' t* P2 i0 @2 R' x　　国内一位著名法学教授曾在微博中透露矛盾心情，他虽认为李昌奎死缓“此判不妥”，但“审理程序合法，故建议维护终审判决之终局性。”该微博在网上争议颇多，引发热议。

( u5 J& `9 n* A7 C　　对此，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葛洪义认为，分析“翻案风潮”需要看到根本原因在于“一个不独立的司法体制给了民众以提出翻案、质疑法律裁判的空间”。在该体制中，法官的判决权威性不强，上级及其他行政力量都可对其判决产生一定的影响。

2 p$ g) ?6 b' G) l- o2 q- `% d　　“这样一来，老百姓不断去寻求法官的上级去影响法官的判决，所以不是媒体本身影响了法官，而是媒体给法官的上级施加压力，从而影响裁判。”

　　他认为，所谓“民意与司法尊严”的问题，其实本质上并不存在。“民意的表达是必然的，围观到一定程度时，会逐渐地理性起来，这是良性的过程。” (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