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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杰弗里·贝德
" d% \( E1 R9 d% V 【访谈嘉宾】杰弗里·贝德(Jeffrey Bader):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2009年1月至2011年4月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此前担任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首位主任。最新著作《奥巴马与中国的崛起》& {5 F3 `3 ~) I- a
【访谈动机】. o0 B0 K# k, g. l" f) k2 Z$ g
自奥巴马政府明确宣布把外交政策重心由中东向东亚转移以来,中国国内有关美国“重返亚太”意图和影响的分析评论可谓“汗牛充栋”。而作为曾负责奥巴马政府亚洲事务的重要官员之一,杰弗里·贝德无疑是剖析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内幕的合适人选。) x' [) o9 o/ G1 C
“在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时,我的负责区域从日本东北部往南直到缅甸,再到澳大利亚与新西兰。这其中,对中国政策是我最重要的一项工作。”作为总统的政策建议的重要依靠,贝德先生曾数十次受到奥巴马总统的召见,讨论美中关系的主要方面。
( {- e* _& @3 a/ z9 \ 今年3月份,已经卸任的贝德出版新书《奥巴马与中国的崛起》(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讲述奥巴马政府将外交政策重心调整到亚太地区的过程与考量。贝德近日就这一话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 S7 F% F+ T: C% o: o* X “我不喜欢‘转向’这个词”, E' M( `8 s+ L m2 _' s
《国际先驱导报》:您的新书讲述了奥巴马政府将外交政策向亚太转向的过程,能简要讲讲这个过程吗?3 r0 Y1 Y+ a# u" T
杰弗里·贝德:包括不少政府官员在内的一些人用“转向(pivot)”这个词来形容这一过程,我个人不太喜欢这个词。因为美国政府所做的是在更重要、更长期的事务上集中更多资源与关注。美国政府已经从伊拉克撤军、2014年将从阿富汗撤军,亚太地区已成为美国最重要、最长期的利益所在地,尤其是考虑到经济复苏与增长的需求,亚太地区必须得到更多关注。/ m* M! e7 A4 ?6 `( G
总统、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在这件事上从一开始就达成了共识,他们并没有将其称为“转向”。但在2011年11月总统访问亚太地区时,很多人突然开始用“转向”这个词。我不喜欢这个词,一个原因是它听起来像我们在结束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争之后会在亚太地区寻找新的战争。而实际上,在将战略重心向亚太调整的过程中,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不会出现大的增长,只不过是当美国在其他地区削减军事开支之时,与亚太地区有关的军事预算不会削减。5 {& a/ J3 r" V7 O, }2 |' J, K# ]
Q:那能不能用重新平衡(rebalancing)来形容这种调整?
/ w0 f( m7 v A% r" N0 [7 M A:这是一个更好的说法,也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汤姆·多尼伦经常使用的说法。“转向”这个词还有其他的问题,那就是它意味着我们将离开中东地区,实际上我们不打算离开中东,那里还有很大的问题,包括巴以冲突、伊朗核问题、阿拉伯变局等。所以这不是离开一个地区转向另一个地区的问题,而是重新确定哪些事务得到优先的问题。) D s8 I8 L2 t' r' G7 F+ G
“无法绕过中国讨论亚太政策”
# d, ~9 m7 B6 U( | Q:可不可以说中国崛起与美国向亚太地区重新平衡资源与关注之间有因果关系?- a/ q7 n! Q/ o& U- U [$ J
A:我认为没有,但实际情况并不是简单的没有就能概括。首先,这种调整反映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整体利益;其次,在亚太,你根本无法绕过中国以及中国的中心地位。所以在讨论亚太政策时,如果假装中国不存在或假装中国不是这一政策重要部分的话,这种讨论根本就没有意义。+ M7 ^$ |; K: c/ Z" c0 R
我认为,随着中国的崛起,美方认为应在安全与经济方面利用这一机会,建设一个更具合作性的关系。我们作出这一判断的立足点是整个地区的利益,这同时也符合中国的利益。这就是这一关系的积极面。5 N+ ?, Q+ P8 D# h0 A, F. i
与此同时,地区内一些国家也存在焦虑情绪,比如说印度、越南、日本,朝鲜半岛上也存在类似情绪。我们认为,美国在地区内的存在可以缓解这种焦虑,让地区内的国家对中国崛起不那么紧张,因为美中形成了一种制衡。奥巴马政府并不怎么使用制衡这个表述,但就现实情况来说,日本与印度并不愿意看到中国在亚太的权力真空中一家独大。这实际上也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这避免了地区内出现军备竞赛。如果对美国在地区内的存在没有信心,日本、印度和越南等国都可能以比当前更强势的方式发展各自国防能力。. @8 a Y% b: c, m/ z
“美亚太政策没有发生大的转向”) q3 {0 Q- Z# r0 z
Q:美国开始向亚太地区重新平衡之后,中国国内出现了一些焦虑情绪。英国《金融时报》在一篇评论中说,“美国不能在重返亚洲的过程中无视中国利益”,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5 G, S2 Q" L4 ?8 D, f: Z
A:我在政府任职期间,我们用了两年半时间调整战略优先。总统第一次与胡主席会面时就表示美国是个亚太国家,亚太地区对美国很重要,这一点不是新概念。但到了 2011年底,却突然出现了一些新表述,例如“转向”,媒体也有很多报道,将奥巴马总统的亚太行描述成一种新的对抗,寻求对中国的钳制。实际上并非如此,这不是白宫的意图。2 P5 Z5 V- P' T
这一结果的原因有几个。首先,只要总统前往亚洲,美国媒体就会按两种思路来报道访问,要么是他很软弱,对中国毕恭毕敬,要么就是他在和中国对抗。实际上美中关系非常复杂,既有合作又有竞争,分析起来没那么简单,美国的政策也没有发生大的转向。+ Y- L$ |$ ^, j! u/ o R( |4 k4 Q
在那次访问中,总统的信息传达有三个听众,第一个是国内听众,第二个是中国,第三个是亚太其他国家,要把向这三个听众传达的信息平衡好很难。我认为那次访问对国内和对亚太其他国家传达的信息都做得较好,但对华传达的信息却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在那次访问之后,政府更加小心,与中方的联系更为频繁,再加上习近平副主席访问的成功与近期朝鲜半岛发生的各种情况。我相信美方希望与中方密切合作。% S3 K: ]5 Y& X$ I6 O8 I
“我们面临的真正威胁是军备竞赛”2 Y U/ S. Y& z5 c; M- _
Q:在您的新书发布会上,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侃如提出,中美关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15年后美中会成为彼此最大的问题,还是会建立具有相当建设性的关系”。您怎么看待15年后的中美关系?& g* F0 P- V( r6 |0 f, J1 `6 _( J' A
A:我认为两个国家之间无法建立完全的互信,互不信任总会存在。因此,美方如何说服中国其目标不是限制中国崛起、中方如何说服美方其不打算以损害美国利益为代价改变全球格局就成了真正的挑战。
6 w! b D( b) X7 h 在经济层面上,中国可能在十年或二十年内成为全球头号经济体,这对美国经济利益、国际贸易、投资体系等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们会不会遵守同一套法则,能不能在照顾对方利益同时继续让各自经济以这些法规为准则运行,让中方和美方都感到自己获益了?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 \5 G7 n4 R/ K# V0 V* @ 在安全层面上,我认为美中之间没有根本的冲突。两国之间没有领土争端。唯一可能发生重大冲突的就是台湾问题,但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两国就很好地处理了这一问题,从未接近过发生冲突。5 j- t$ K2 R6 @
我不认为两国未来会因此发生冲突。如果台湾问题被军事化,出现高度紧张状态或发生冲突,那将是两国领导层重大的失误,是灾难性的全球悲剧。除了台湾问题,剩下的就是南中国海问题,但这一问题和台湾问题根本就不在一个层级上。坦率地说,美中在南海会发生冲突的说法十分可笑。+ e9 _- [( e# p5 t
因此,我们面临的真正威胁是军备竞赛。如果美国认为中国在军事方面有所动作,作为回应,采取某些行动,中方看到后,又相应采取行动,这就是经典的军备竞赛,一个能自我实现的预言。
# U% o4 o7 ]. P. q* R' V 中美在去年5月开展了第一次战略安全对话。双方的文职和军职官员在同一个框架内讨论最重要的安全议题,其中包括核武装现代化、外太空军事应用、导弹防御、海事安全和网络安全。这五个领域是双方认为对方最容易威胁到自己的地方,也是最容易发生军备竞赛的地方。4 Z. _" m0 A8 Z" C) [' m% j3 Y
双方在这些领域的军事项目不可能没有,但只要双方文职、军职最高层官员就此开展坦诚沟通,了解对方战略关切、调整自己战略判断,在可能的情况下,双方还能调整自身战略以照顾对方的关切,这类对话继续深入下去,将有助于防止李侃如提出的第二种可能性。% h+ ~" f$ B- ^( E7 F& A, g" `
“应该避免彼此陷入安全困境”
. h: z4 c. ?, @ Q:如果我理解得没错,您刚才提到的就是经典的安全困境。您在书中写道:“未来总统需要在对华政策中把握平衡,维持美国力量与警觉,又不落入经典的安全困境。”怎么做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 j$ P6 w* D U; R# N& A5 q B A:我绝对相信这句话提出的观点,但光有原则并不说明问题,你必须采取相应的行动。我刚才所讲提出了我们应对此抱何种心态。在美国,有一种心态是我们必须拥有绝对的压倒性优势,让中方根本不敢做任何动作;在中国,也可能存在一种心态是我们根本无法信任美方,不管他们说什么,我们都必须发展军事力量,能在任何情况下打赢战争。如果双方各自按这个思路发展,而不是采取更平衡的做法来减少对方的安全顾虑以减少冲突可能性,就可能陷入安全困境。
1 U/ T0 m$ l" N% v 对中方来说,我认为中方可以同所有邻国开展军事对话,试图去了解自己的哪些项目与战略对邻国造成了忧虑。如果这些忧虑有根据,可以此为依据考虑是否需要作出调整。你并不希望看到日本决定它将采取比当前更多的措施。这就是所谓的安全困境,你采取措施加强自己的安全,结果其他方面也采取措施,结果就是各方的军事能力和对其他方的威胁都有所提升,但安全却没有增加。中方也可以增加军事透明度。
1 r C: R0 Q6 Y/ B3 C3 y 对美方来说也是相同的情况,我们必须明白提高军事能力并不总是带来更多安全。如果美国研发出更强有力的导弹防御系统,能消除中国核威慑,这也只能在短时间内有效。不可避免的是中方将会以大力发展核武装作为回应,以打破美国的导弹防御。所以我们在这类问题面前应问问自己,我们究竟实现了什么?
1 U6 U/ H! Y) @4 r# | 但同时,我们也的确面临一个困境,因为我们必须拥有足以遏制朝鲜的导弹防御系统,我们绝不会让朝鲜的核能力威胁到美国本土,但在我们发展导弹防御系统应对朝核问题的同时,这一系统也可能对中国的核威慑产生影响,尽管这不是我们的本意,但却成为了战略结果。因此美中必须开展合作,因为这不仅会影响到美国本土,还会导致美国发展一些能力以制约朝鲜,并对中国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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